零分之后

摘要与阅读说明

品味、平等与《人类投降派》的评价难题

摘要：本文从P4《零分的人值得拥有观众吗？》档案剪辑中的现场谈话出发，分析审美判断如何从作品表现转向人的存在资格。文章区分对作品的评价、对创作能力的预设、对公共出现机会的分配与对具体观众注意力的要求，并以康德的鉴赏判断、布迪厄的品味分类和朗西埃的智力平等构成三重对话；《特写》则用于比较艺术身份如何先于作品获得社会效力。本文提出“评价的对象漂移”：一个关于此次表现的局部判断，可能被扩张为关于整个人及其未来的裁决。但反对这种扩张，不等于取消艺术差异。真正值得建立的平等，不是所有作品获得相同评价，而是参与者不必先通过作品等级考试，才有资格进入关于艺术的讨论。

一、我反对的不是零分，而是“零分的人”

我不觉得一件作品必须被温柔评价。

有些作品确实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问题，有些场面让人付出了漫长的注意，却没有使经验发生足够的变化。观众可以失望，批评者可以否定，创作者也可以承认：这一次没有做好。

但我对另一个几乎不被注意的转换保持警惕：一个作品得了零分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“零分的人”？

前一句还有对象、场合和期限。它针对这部作品、这次演出或某种具体完成度。后一句则把一次判断变成了人的属性。作品尚可修改，零分的人却仿佛连修改都只是垂死挣扎；他需要证明的不再是下一件作品，而是自己是否配继续占据空间。

我把这种转换称为评价的对象漂移。它不是分数太低的问题，而是分数悄悄越过了自己能够判断的范围。

反对这种漂移，并不意味着艺术必须放弃区别。恰恰相反，批评只有知道自己在评价什么，才可能真正严厉。把一场演出说坏，很容易；准确说出它坏在哪里、为什么这种不足是作品的不足而不只是自己的不适，才需要承担判断。

我不想为P4争取免于被打低分的特权。我更想知道：当一个人被打了低分，他是否仍然能够与评分者处于同一个讨论之中。

如果不能，评分就不再只是评价过去，还在预先分配谁有未来。

二、先不要把坚持审美标准的人写成坏人

本篇分析的材料，是P4公开的三分五十秒档案剪辑《零分的人值得拥有观众吗？》及其可获取的双语字幕。档案明确将其标为《人类投降派》相关材料的编辑剪辑，而非完整正片。以下讨论集中于其中的论证次序，不把后期标题、解说与现场发言合并成一个声音。[1]

谈话起初出现一种担忧：糟糕的演出会损害观众对戏剧的信任，观众不再回来，市场与创作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。这是发言者提出的后果推测，不是本文对中国戏剧实际处境的统计判断。

接着，讨论转向什么算好作品。有人强调审美的成熟，认为创作者需要理解不同戏剧流派，不能只因自己正在这样做，就把当前状态宣布为不可评价的风格。

但这份要求很快得到限定：让观众接受，并不意味着人人给出最高分；一件尚未达到最高水准的作品，仍可以让人期待创作者的下一次尝试。[1]

这个限定不能被删掉。

如果我们只留下标准、成熟、市场等词，就很容易把发言者塑造成迫害实验的守门人。但从谈话看，这种立场也试图为不完整留下空间：它要求的未必是立刻成功，而是使观看者仍能期待下一步。

与此相对，另一条论证把评分问题推向了人的生活：既然我们已经处于不断被评价的环境，低分者是否因此失去演出、拥有观众或被爱的资格？[1]

我认为，这段谈话的张力正来自两种各有道理的担心。一方担心“独特”成为不必学习、不必判断的借口；另一方担心“尚未成熟”成为不必让某些人出现的理由。

一方反对作品把自己宣布为例外，另一方反对评价把某个人宣布为多余。

二者并不天然互相排斥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它们为什么在同一场谈话里越来越像必须二选一的立场。

三、一次评价怎样开始替一个人安排未来？

分数最明确地做的，是压缩。

声音、节奏、表演、结构、观看感受和创作者提出的问题，被暂时收拢成一个便于比较的数值。压缩并不天然不正当。我们可以用它表达总体判断，正如一句简短结论可以概括复杂论证。

但概括必须能够重新展开。

三分与四分之间，究竟差在何处？是技术尚不稳定，是结构重复，是作品没有承受自己的问题，还是我根本不愿意进入它安排的观看方式？没有这些区别，数字虽然精确，判断却可能仍然模糊。

更重要的是，数值的用途会变。原先它只描述已经完成的一次表现，后来却可能被用来决定谁不必再被认真观看。

这时，作品的过去开始吞并作者的未来。

一种具体不足被转化为稳定能力，稳定能力又被转化为人格位置。一个人不再是这一次没有做好，而是被认为只能如此。他的下一次行动尚未发生，已经被上一次的标签提前解释。

评价的危险不只在于它可能判断错误，还在于它可能取消判断继续发生的必要。

一个真正严厉的批评者，仍然需要面对下一件作品。一个已经完成身份裁决的人，则似乎不再需要看。他知道你属于哪一类，所以也就知道你的新尝试最终会是什么。

我反对的不是比较，而是比较被变成一种不再需要接触对象的知识。

四、康德：期待别人赞同，不等于拥有迫使别人赞同的证明

康德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区分个人的快适与鉴赏判断：当我说某物美，我不只是报告自己喜欢它，还提出一种超出私人偏好的有效性要求。但这种要求不是由确定概念推导出来的证明；在第33节，他又说明，其他人的一致称赞不能代替一个人自己的鉴赏判断。[2]

这为谈话中的一个问题打开了区别：希望观众认同，与能够证明所有观众都应该认同，不是同一种能力。

我认为这部电影好，可以认真向你说明某个声音怎样改变了场面、一个停顿为什么不能被删掉、一次剪辑为什么使人物获得复杂性。我并非只能退回“各有所爱”，让讨论在私人感受前终止。

但这些说明仍然需要你重新观看。它们不能像计算题的答案一样，替你完成感受。

康德的纯粹鉴赏不能直接充当实验电影的评分表。这里借用的是判断的结构：它既不满足于私人喜好，也没有一条可以强迫他人同意的概念公式。

由此，我愿意把严肃批评理解为一种邀请：请再看这个地方，请把这个声音与此前的动作放在一起，请检验你的第一印象是否充分。

这不是没有立场。相反，它要求批评者把自己的立场展开，而不是借助人数、资历或术语提前结束讨论。

普遍性不是一屋子人已经同意了我，而是我不能只凭“这是我的感受”，拒绝向别人说明自己为何这样判断。

同样，观众的不同意见也不自动成为能力不足。一个人可以理解我的论证，重新观看，然后仍然不同意。只有保留这个可能，审美讨论才不是变相考试。

五、布迪厄：谁的成长道路，被写成了所有人的必经之路？

布迪厄在《区分》的结论中，把品味分析为一种习得的区分能力。人通过品味排列对象，也在别人眼中表明自己的位置；某些看起来十分自然的高低、精粗、雅俗之分，具有社会形成的历史。他尤其提醒我们，分类者本身也会被分类。[3]

这个问题使“成熟的审美”不再能够保持完全透明。

谁定义成熟？掌握哪些知识被视为基础，哪些经验只能算个人故事？某条由学校、阅读、剧场与同行网络构成的成长道路，为什么会被当作所有人进入艺术的唯一合理路线？

这些都是需要提出的问题。但布迪厄也不能被当作反专业主义的万能武器。

一项判断具有社会条件，不等于判断必然错误。知道一位批评者的阶层、教育和兴趣，可以帮助理解他为何注意某些形式，却不能直接代替对他所说内容的检验。

否则，我们只是在交换两种资格审查：原来因为你不够专业而不听你，现在因为你来自专业系统而不听你。

对P4更有价值的做法，是把学习与准入拆开。

研究电影与戏剧的历史，可以扩大创作者的选择，使他不再把有限经验误认为全部可能。但如果必须先认识所有流派，才被允许形成自己的做法，那么学习就会变成一扇不断后移的门。

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怎样开始，却不应被写成一个人永远还没有资格开始的理由。

反过来，开始也不是学习的终点。已经发起一场创作，并不意味着不必再认识别人怎样创作。开放与严格并非敌人，真正需要拒绝的是把严格变成身份壁垒，或把开放变成自我封闭。

六、朗西埃：平等应该放在起点，而不是毕业以后

朗西埃在《解放的观众》的讲演中，把平等从学习完成后的奖赏转为工作的预设。智力平等不是说所有知识、技能和成果相同，而是不预先把某些人归入只能接受解释、没有独立理解能力的一类。他同时拒绝把观看直接等同于被动：观众也在观察、比较、连接和解释。[4]

这一立场为P4提供的，并不是“人人的作品都一样好”。

它提出了更困难的要求：即使你现在做得不好，我仍然把你当作能够比较、选择、理解和修改的人，而不是等待我替你完成思想的对象。

这里没有取消专业。有人更懂摄影，有人更熟悉表演，有人对结构更敏感。这些差异可以成为共同工作的资源。

被取消的是另一个推论：因为我知道得更多，所以只有我能决定你有没有理解能力；你对我的反对，也只能被当作你还没有学会。

把平等放在起点，意味着知识差异不自动转化为两种人的差异。

但它也对创作者提出反向要求。如果我承认观众具有独立理解能力，就不能在观众不喜欢作品时，立刻把他降为不够敏感、不懂实验或不愿面对真实的人。

我可以认为他判断得不充分，可以继续争论，也可以指出他遗漏了什么。可一旦我说只有赞同才证明理解，所谓开放创作就重新变成了需要正确答案的课堂。

人人能够参与艺术判断，与所有判断都同样准确，不是一回事。前者让争论成为可能，后者反而会使争论失去意义。

七、《特写》：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借来导演的名字？

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的《特写》围绕霍赛因·萨布齐安冒充导演莫森·马克马尔巴夫的事件展开，让涉事者参与对自身经历的再演。影片把身份、电影欲望与社会位置置于同一结构；相关放映介绍也指出，萨布齐安将被尊重的愿望写进了对自己行动的说明。[5]

这个比较不用于证明P4重复了《特写》，更不把不同人物的处境等同起来。它使另一个问题变得清楚：一个人可能尚未拿出作品，艺术家的名字已经为他组织了关系。

在我的阅读里，冒用名字的力量不只在“我成为了另一个人”的幻想。它还暴露出一种先于作品发生的分类：有些人的话因为被认为来自导演而更值得听，同样的话来自一个无名者时，却未必拥有相同分量。

名字暂时替能力提供了担保。

这使我们重新理解所谓零分。一个人的作品可能还没有被看，他却已经因为履历、言谈方式或所处位置，被想象成某种等级的创作者。

当然，这不能为冒名行为自动辩护。《特写》的思想价值也不依赖观众宣布欺骗无关紧要。它使我们同时看见行为的问题，以及一个社会怎样预先分配值得倾听的人。

P4提出的挑战可以由此获得更具体的方向：让没有现成艺术身份的人开始，不应只是希望从中挑出尚未被发现的大师。否则，无名者仍然必须依靠未来成名来追认自己今天的价值。

真正难的是：即使这个人以后也不会成为著名导演，我们是否仍然承认他此刻能够认真组织一种经验？

这不是要求同样的声誉，而是不把声誉当作创作能力唯一合法的出生证明。

八、三点五分的未来：善意也可能要求人不断升值

现场谈话里，对三点五分或四星的接受，与继续期待下一部作品联系在一起。这不是拒绝成长中的创作者，反而是试图为未完成保留未来。[1]

我愿意认真对待这种善意。

但它也提出一个还可以继续追问的问题：一个人是否只有表现出未来会更好的趋势，才值得此刻被观看？

如果答案始终是肯定的，宽容就可能采取一种投资结构。今天的不足可以被接受，因为它似乎通向明天更高的回报。成长没有消失，却成为当前存在获得批准的条件。

这里的未来不同于一件作品还有修改可能。它开始要求一个创作者在作品之外提交一条持续向上的曲线。

我并不反对鼓励，也不认为希望人更强就是残酷。帮助一个人获得更多能力，完全可以是友谊与教育的重要部分。

我反对的是把“还可以成长”变成唯一值得留下的理由。一个人可能不持续从事艺术，也可能只完成一件不成熟却局部动人的作品；他对艺术的需要，未必会沿着职业进步组织起来。

对某些创作而言，重要的不是它预告了一个未来的大师，而是它在此时此地完成了一次别人没有替它完成的表达。

今天的作品不应只是明天伟大作品的首付款。

当然，局部表达是否在艺术上成立，仍然需要判断。但这种判断应面对它实际做出的东西，而不是只考察作者值不值得被继续投资。

九、值得进入公共空间，不等于有权要求每个人观看

“零分的人就不配有观众吗？”这句追问具有力量，因为它把艺术等级可能造成的排斥直接推到台前。[1]

但这句话内部仍然包含两种不同要求。

一种是：不应因为我尚未被认可，就先验地认定我的创作不值得与任何人相遇。

另一种则是：既然我需要被看见，你就应该成为我的观众，并给予足以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回应。

第一种反对取消机会，第二种却可能占用具体他人的时间与判断。两者不能互相推出。

我可以支持一个人继续演出，同时不喜欢这次演出；可以认为一个空间应该容纳非职业创作，同时不愿为每一场活动买票；也可以在认真观看以后，认为一段形式没有成立。

这不是平等的背叛。观众若只能通过赞同来证明善意，他同样失去了自己的位置。

因此，尊重创作者与尊重观众，需要同时进行。不能一面反对专家以标准排除作者，一面要求观众以同情取消标准。

观众不是创作者人格价值的担保人。创作者也不应被一位观众的失望彻底定义。

两边都放弃这种过度权力，艺术判断才有可能继续，而不必每次都升级为谁伤害了谁的生存资格。

十、当概念也开始替谈话打分

这段材料没有停在作品与人的区别上。后面的讨论进入弱者是否应当被允许保持弱、鼓励是否意味着要求变强，并出现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这一命名。另一种声音随即质疑：是否有必要如此迅速引入标签，普通语言能不能先把问题说清楚？[1]

我认为，这不是一个附带的术语争吵，而是整个评价问题在语言层面的再现。

概念原本帮助我们识别结构。但在具体谈话里，它也可能带来知识位置：谁能够命名，谁需要查词，谁的经验只能等待另一人解释其真正含义。

这并不意味着理论词汇天然傲慢。没有概念，某些反复发生的关系很难被辨认。一个名称可以把孤立的不适连接起来，使人发现问题并非只属于自己。

但名称不能替代推理。

鼓励他人发展能力，是否已经构成以竞争和淘汰理解社会？关心作品质量，是否就是崇拜强者？必须继续分析，不能因为某个词足够尖锐，就让它完成全部裁决。

同样，反对术语的人也需要回答：是在要求理论解释清楚，还是借“不要贴标签”回避确实存在的结构？

双方都不能自动获得正当性。

一个概念真正的力量，不在它让对方显得尚未读书，而在它是否使双方更具体地知道，自己究竟在争论什么。

我尤其愿意把这句话用于自己的写作。如果理论只能不断告诉P4，它其实在做什么，却不能被参与者的一句反问迫使着改写，那么理论也会成为另一种审美等级。

十一、反对评分，也可能形成新的优越感

我不想用反专业的姿态结束文章。

因为对标准的反抗，也可能建立自己的标准：不完整比完整更真，地下比公开更自由，混乱比秩序更有生命，不能被大众理解比受到喜爱更能证明先锋性。

以上是一组需要警惕的可能逻辑，不是对P4每件作品的定性。它的问题在于，没有真正取消等级，只是交换了等级两端的名称。

成熟原先排斥不成熟，现在不成熟又可能成为比成熟更高的资格。一个作品越无法被判断，越被宣告重要；别人越看不懂，越证明别人仍然困在旧系统里。

此时，实验不再意味着接受结果的不确定，而成了一种不必承认自己可能没有做好事情的保护。

我认为，平等创作最值得捍卫的，不是人人都应该被赞美，而是每个人都能够作为判断者与被判断者参与讨论。

这包括让一位初学者说出对成熟作品的不满，也包括让别人认真指出这位初学者作品中的问题。不能只允许向上的批评，却把向下的具体批评全部视为压迫；更不能让“向上”“向下”永远成为预先固定的人格位置。

一个人不需要先成为大师，才有资格批评大师；他也不因为尚未成为大师，就有资格要求别人停止批评自己。

判断能否在不同位置之间流动，比有没有统一的高分更重要。

十二、这段影像的形式：判断者也成为被判断的对象

这段材料的电影性，并不只在它讨论了一个与电影有关的问题。

其可获取的对话依次经过市场后果、审美成熟、未来期待、人的资格以及理论命名的争论。每一次转移，都使上一轮看起来足够清楚的判断暴露出新的前提。由于它是编辑剪辑，这个可观看的次序也包含后期组织，不能被说成未经选择的现场总体。[1]

最初，观众像一个会因演出不好而离开的集合；随后，观众变成能够期待创作者成长的人；再后来，拥有观众又成为关于存在资格的追问。讨论中的“观众”始终是同一个词，却已经承担几种不同功能。

评分者的位置也不断变化。提出成熟标准的人需要解释成熟，反对人的等级化的人需要解释平等，而引入概念的人又必须回应自己使用概念的方式。

这使影像不只是记录几个观点，还呈现观点怎样在被追问之后改变自身形状。

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判断关系的显影：评价不再站在作品之外，而成为一组具体人物正在彼此实行的行动。

这时，电影真正有价值的，不是替一方制作最有力量的发言，而是让我们感到，每一个看起来能够终结争论的标准，本身也需要继续承担说明。

如果剪辑只留下一个关于零分者尊严的激昂提问，文章很容易获得正确立场，却失去思想；如果只留下对成熟审美的坚持，它又可能把学习变成不可辩驳的训诫。

形式的复杂性在于，判断没有随着判断者说完而获得豁免。

影像让我们同时面对作品、评判作品的人，以及评判者如何回应别人对其判断的质疑。

十三、严厉的批评，应当比一句分数更具体

这一篇最终并不是反评分宣言。数字有时可以概括判断，简短评价也有其用途。但一旦评分参与严肃讨论，它就需要重新展开为可争辩的理由。

我可以说某个场面拖沓，但还需要说明：哪些变化没有发生，什么重复只是再次确认同一信息，为什么持续时间没有形成新的观看。也必须承认，另一个观众可能在相同时间里辨认出了我没有注意的变化。

这是一种判断的具体化，不是把全部审美问题化成技术检查。

因为艺术有时会改变被评价的尺度。我们起初按故事推进衡量某段影像，后来可能发现它在组织另一种声音关系。严格不只意味着要求作品符合既有标准，也意味着愿意检查自己是否找错了问题。

不过，改变标准也不能成为作品临时逃脱批评的办法。新标准同样需要能够说明细节，而不是仅仅把缺点重新命名。

我希望关系生成影像论在这里承担一项明确工作：把判断重新带回发生中的关系与形式，而不是给P4颁发一个永远正确的理论身份。

如果某个概念只能提升作品声望，不能增加辨认差异的能力，它就还不是足够好的批评工具。

严厉不是把话说到不能反驳，而是把理由说到能够被准确反驳。

这使批评不再只是划定高下，也成为不同观看者重新安排自己感知的过程。

结论：平等不是每件作品都应当得五星

我愿意把这一场谈话提出的难题保留到最后，而不是替其中任何一种声音获得胜利。

艺术需要区别。没有区别，赞美失去分量，失败也无法成为可以继续研究的问题。

但人的创作与判断资格不能完全由某次区别授予。否则，最需要开始的人必须先证明自己已经完成，尚未获得表达条件的人又会因为缺少成果，被取消进入条件的机会。

所以，真正值得建立的平等，不是把每个人都称作大师，不是让所有作品获得相同分数，也不是要求观众为创作者的真诚交出赞美。

它是在一件作品可能不成立时，仍然承认作者能够理解批评、提出反例、改变做法，或者用另一件作品改变我们原来的判断。

同样，它也承认一个观众不需要先被创作者教育成理想观众，才有资格说出自己没有被说服。

这两种能力必须同时存在。否则，平等要么成为对作者的保护，要么成为对观众的管理，而不再是共同判断的条件。

作品可以有高下，参与判断的人不应因此被预先分成有思想与没有思想的两类。

我愿意继续研究P4，不是为了证明它值得最高分，而是因为它使创作资格与作品评价之间的矛盾，进入了作品自身。它让我们不得不问：评价艺术时，我们究竟在区分形式，还是借形式区分哪些人值得存在？

零分之后，一个作品也许确实需要重做。

但一个人不应因此失去与评分者共同讨论“为什么是零分”的位置。

我可以说，这件作品没有成立。但我仍然需要向你说明它为什么没有成立，而不是用这个结论证明，你原本就不该在这里。

文献与材料说明

[1] P4 Theater，《零分的人值得拥有观众吗？》／Does a Zero-Star Person Deserve an Audience?，YouTube ID：wCS8zA7yozw；P4档案登记访问范围00:00–03:50，记录日期未载。官方条目：https://a.p4theater.top/archive/items/does-a-zero-star-person-deserve-an-audience 。视频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CS8zA7yozw 。本篇于2026年10月8日通过已连接的视频转写工具读取其双语字幕。字幕未提供逐句时间戳，且包含后期概括语句，因此本文不虚构逐句时码，不把编者解说作为当事人原话，也不据字幕补写镜头、动作或表情。直接引语限于少量明确词句，其余为对谈话结构的概述。该材料属于《人类投降派》相关档案派生剪辑，不在本文中假称为已核验的正片连续段落。

[2] Immanuel Kant, Kritik der Urteilskraft（《判断力批判》）, 1790，重点参考第6—9、32—34节。所核对英文版：Kant’s Critique of Judgement, trans. J. H. Bernard, 2nd ed., revised, London: Macmillan, 1914。Project Gutenberg全文：https://www.gutenberg.org/cache/epub/48433/pg48433-images.html 。本文只借助其鉴赏判断的结构，不把康德纯粹鉴赏理论直接等同于当代实验电影的完整评价体系。

[3] Pierre Bourdieu, La Distinction: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, Paris: Les Éditions de Minuit, 1979；英文版 Distinction: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, trans. Richard Nice, 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4。所核对结论节选“Classes and Classifications”，英文原书第466—484页选段：https://www.marxists.org/reference/subject/philosophy/works/fr/bourdieu.htm 。本文采用其分类的社会生成问题，不以分类者的社会来源直接否定具体审美判断。

[4] Jacques Rancière, “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,” 2004讲演公开转录本，University of Maine Intermedia MFA教学资料页，2008年11月24日转载：https://umintermediai501.blogspot.com/2008/11/emancipated-spectator-jacques-rancire.html 。参照同作者正式发表译文“Den frigjorte tilskuer,” K&K—Kultur og Klasse 42(118), 2014, pp. 20–34, DOI: 10.7146/kok.v42i118.19833，https://tidsskrift.dk/kok/article/view/19833 。英文书版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, trans. Gregory Elliott, London: Verso, 2009；出版社说明：https://www.versobooks.com/products/2105-the-emancipated-spectator 。本文不把智力平等理解为知识、技术与创作成果的同一。

[5] Abbas Kiarostami, Close-up（《特写》）, 1990。官方发行资料：https://www.criterion.com/films/1092-close-up ；Cornell Cinema放映介绍：https://cinema.cornell.edu/close 。本篇采用已核验的作品前提与人物自述线索作有限比较，不主张P4受到该片直接影响，也不将伊朗个案与P4参与者逐一对应。

写作日期：2026年10月8日。